发布时间: 2015-12-17
人物名片：
张履谦，1926年3月生，湖南长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及电子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他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信专业，先后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七机械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工作，历任技术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型号总设计师等职。
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进行雷达抗干扰研究，为我国电子对抗事业做出开创性工作。1957年，他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并参加其改型和抗干扰研究，为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做出了贡献。他主持研制了单脉冲导弹精密跟踪雷达、卫星超远程引导雷达，其成果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担任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总设计师期间，他负责研制的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参加了我国通信、气象、对地观测、雷达遥感、导航定位、数据中继等卫星的研制，为其方案制定和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参加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研制，为其测控通信方案制定、设备研制进行技术评审把关。由于为我国雷达技术及航天事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1997年张履谦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 青少年时代，他深深体会到国难当头之时人民的苦楚，因此他一方面读书救国，另一方面加入了进步组织。解放后他甚至被派往军管会，成为一位“红色知识分子”。
■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击落美国U－2飞机的消息震动世界。其中，他主持研制的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功不可没。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国防科技战线“优秀的基层指挥员的代表”。
■ 逆境往往铸就坚强的意志、描绘精彩的人生。朱鎔基同志曾与他同窗多年，共同经历了曲折的求学路。在一次颁奖仪式中，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举动引来众多记者的猜测，但他睿智的回答十分得体，看来旧日同窗还真是“心有灵犀”。
在约张履谦采访时，记者被告知这个星期他的时间全都安排满了，只能等下个星期他出差回来。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为了航天事业整日奔忙不知疲倦，在他旺盛的精力背后是否另有原因？见到张履谦时，他的开场白让记者有所领悟——
“我的人生很平淡，但少年时国难当头的经历让我萌发了‘读书救国’的思想，也让我走到了今天。”
艰苦求学 在曲折磨难中成长
张履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中度过的。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土沦丧，长沙告急。11岁的张履谦从此开始了辗转流亡的生活。
张履谦高中在湖南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就读，学校位于常宁县太坪村。破旧的祠堂，土垒的课桌，豆油点的灯，不时拉响的警报——这就是张履谦和同学们在战乱中求学的画面。但逆境没有让他屈服，相反“努力学习，洗雪国耻”成为张履谦的决心。他曾患疟疾和痢疾5年之久，数次在逃亡的路上休克，但他仍然丝毫不放松学习。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读完了高中。8年中，饥饿、疾病、炸弹没有把张履谦摧垮，反而把他的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强。
1946年秋，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在武汉招生，张履谦报考了五所大学均被录取，最终他成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入校后，他满以为可以安心求学，可是当时社会黑暗，百姓遭受欺凌，迫使学生们不断游行示威。血气方刚的张履谦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和同学们下农村、下工厂、举办工农夜校，号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
说到这里，张履谦眉毛一挑，笑着对记者说：“我那时是个进步青年！”那段残酷斗争的岁月，却被他演绎得如此轻松。1948年10月，张履谦秘密加入共产党。
临危受命 “全军雷达交给你管”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鸭绿江两岸的城镇受到美国B－29飞机的空袭，它从日本起飞，使用电磁波干扰，使我军的警戒雷达不能发现目标，指挥雷达不能引导空军作战。形势十分紧张，前方要求后方火速采取对策。
一天下午，当时的军委通信部王诤部长突然将雷达处陆亘一处长和张履谦叫到办公室，语气沉重地给他俩念了一份电报“火速去前线解决难题”。
王诤把他们带到中朝边境的一个雷达站，“你们俩人今晚守候在雷达站，不看到干扰，没找出对策，就不要回去了”。
张履谦留在前线，守在机房，和雷达技师等人一道观察分析电磁波干扰现象。部队使用苏式雷达，他没有学习过，只能看说明书、请教技师，苦苦钻研了一夜，才摸索清楚雷达的原理和结构。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张履谦和雷达操作手反复实战演练，从找出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
他们在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几个雷达站调查研究一段时间后，与雷达操作员共同拟定出了反干扰的几条措施：快速改变频道、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连长把张履谦的想法向上级汇报，立刻被前线司令部采用，并通报全军雷达部队执行。这可以说是我军电子对抗最早的一条军令。
真正实施起来，张履谦才发现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没有器材，只能将仓库里的废物利用起来，安装反干扰装置的结构形式五花八门：有的用棉线带动度盘，有的用连杆带动齿轮转动，有的就简陋地挂在面板上……虽然看着实在简陋，但效果挺棒，美军的电磁波干扰不灵了，我军的战鹰一下子可以上得去、下得来，不受干扰了。
张履谦从前线回来后，王诤部长高兴地对他说：“小伙子，全军的雷达以后交给你管了。”他被任命为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组长。从此，张履谦带领一批雷达学校毕业的学员，进一步开展我军电子对抗研究工作。此后，张履谦还参加了国务院12年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为我国电子对抗事业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
挑战自我 把美国飞机“揍”下来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张履谦的生活底片有了新背景：他每天奔波于各个测控实验室和试验基地。一天天往前走的日子，就是一张张底片的拷贝，所有的照片叠放出来，就是张履谦潇洒完成的一系列动作——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研制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站，成功地实现对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实行超远距离测控。
当我国进入“两弹一星”研制的关键时刻，美国最害怕中国“用核武器的音响效果作为自己的外交语言”，美国频繁派遣U－2高空侦察机深入我国内地刺探军情。要想阻止它侵犯，关键靠雷达。当时苏联专家已撤走，调到国防部五院工作的张履谦开始思索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研制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站。
在这一研究领域，张履谦所表现出的不仅是智慧，还有毅力。没有经验，他找到了28本一套的美国原版《雷达丛书》，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研制军用雷达所写的技术总结。张履谦把它当成了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每天晚上至少读两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清醒一下。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谈吐诙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整整12年，张履谦终于把这部两尺多厚的英文巨著读完，还做了详细笔记。“只有小时候吃过苦，经历过国难的人，才能迸发出如此的求知欲望”张履谦如是说。
当年张履谦的研究室里什么设备也没有，他带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自行研制仪器设备，到全国各地搞器材，互教互学。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定型后装备了部队。
U－2高空侦察机上装有干扰机，对我制导雷达发出干扰，导弹难以击中，领导把制导雷达主任设计师张履谦找去共商对策。张履谦和同事们一致认为采用照射信号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最终，他们成功地把美国U－2高空侦察机“揍”了下来。聂荣臻元帅说：“张履谦顽强地钻研科学技术和业务知识，是国防科学技术战线上优秀的基层指挥员的代表”。1964年，国防科委树立他为国防科研战线上的标兵。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研制第一颗地球同步试验通信卫星，张履谦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卫星地面测控系统工程总设计师。该项工程有一台微波统一测控设备和一台超远程引导雷达，是当时一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张履谦不顾大病初愈，带着氧气袋出差，一干就是几个月。他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深入第一线，搞出模样机，攻克了十余项技术难关，研制出可靠性高的设备，将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实时控制入轨并准确定点，圆满地完成了对卫星36000公里的超远距离测控任务。该项工程的两台设备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
老当益壮 载人航天另起新篇
1985年，张履谦到航天部科技委任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卫星、载人飞船和航天测控领域。此后在载人航天工程和卫星研制的事业中，张履谦的人生也另起新篇，描绘出新的精彩。
早在我国开始论证空间站和载人航天的阶段，张履谦就更多地从专业角度关注载人航天工程的测控问题。他认为，中国在国力制约下，不可能像国外以多颗卫星组网进行测控，而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测控道路。他到美国和欧洲多次考察，根据航天测控技术的发展，积极倡导在现阶段建立测控站、测量船结合，陆海布站的S频段统一测控系统，并与国际兼容。在下一步，建立我国以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为主体的天基测控网。我国载人航天的测控，正朝着这个思路一步一步前进。
随后，张履谦积极为我国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献计献策。对其姿态、轨道控制和返回着陆系统进行了方案评审，并对其测控通信和电视信号传输系统作了深入的分析计算和技术攻关指导。年过七旬的他和小伙子们一起做起了“空中飞人”，往返在北京、上海、西安和发射现场之间。
随着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行成功，有中国特色的“多、快、好、省”的航天测控系统显示出了独特的作用，这其中张履谦功不可灭。
如今张履谦虽年逾古稀，仍参与我国应用卫星、载人飞船、月球探测和空间测控等多方面的研究，为新世纪的中国航天发展出谋划策。除在航天两大集团科技委任职外，他还兼任着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空军等十多个单位的咨询专家或顾问。身兼数职的他“夕阳无限美”，既体会着事业带来的人生丰盈，又体味着可贵的家庭幸福。
事业为重 伴侣相携风雨情深
张履谦年轻时一心扑在事业上，33岁才结婚，这在当时真正算是晚婚了。张履谦的夫人力伯畏是一个坚强而善良的女性，也是他入党时的“革命同志”。力伯畏的家庭可谓是“三代御医”：爷爷曾是清代宫廷御医，父亲做过孙中山的医生，她也曾在中南海任保健组组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保健工作。
为了事业，他们俩长期在外奔波，聚少离多。两个孩子从小由保姆带大，对大女儿来说，保姆是家里妈妈，力伯畏是上班妈妈，两个妈妈的叫法一直到十几岁都无法改口。张履谦的婚姻是美丽而缺少修饰的，记者曾试着启发他从往事中寻找一丝浪漫的回忆，但他只是说：生活就是这样。
在张履谦眼里，几十年的岁月风雨，如水般流过，清澈而波澜不惊。目前最让他揪心的是夫人的腿病。对于住在四楼的他们，走上那几十级台阶像爬山一样吃力，有严重腰病的张履谦不能背夫人下楼，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烦劳邻居把她背下楼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力伯畏的活动范围几乎没超出过家门。讲述这些时，张履谦的表情十分沉重。
从小吃苦长大的张履谦厨艺相当了得，只要得空在家就是“大拿”。他的“糖醋鱼”、“辣椒炒腊肉”等拿手好菜，常常是星期天家庭聚会的点睛之作。在厨房中体会家庭欢乐，也就成为张履谦偏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了。
采访中，张履谦的叙述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悠长历史，这对于记者来说只几个小时，对于他，是一生。在这“浓缩精华”的一生中，人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张履谦与雷达电子的不解情缘，虽然已是近“黄昏”，张履谦的心还向着高空，系着一颗颗运行中的航天器，在采访结束时他对记者说：“雷达是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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